世界上最赚钱的导演，他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往期播客：每个时代都有瘟疫，帕慕克与西亚病夫的衰落
《造梦之家》
The Fabelmans
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编剧: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托尼·库什纳
主演: 米歇尔·威廉姆斯 / 保罗·达诺 / 塞斯·罗根 / 加布·拉贝尔 / 马特奥·佐里昂·弗朗西斯·德福特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2022-09-10(多伦多电影节) / 2022-11-23(美国)
片长: 151分钟
又名: 法贝尔曼一家/ The Fabelmans
引言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如今已77岁，他所涉猎的题材几乎遍布了所有电影类型，他在电影里所表现出的那份想象力和童话色彩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他的这份作者性究竟从何而来，斯皮尔伯格却鲜少提起。直到2022年由他执导的最新自传电影《造梦之家》上映，我们终于得以窥见他的天才源泉。今天，我们借助一篇斯皮尔伯格的采访，一起来走进这部电影。看疫情是如何令他回眸，他又是如何直面痛苦的家庭秘密，以及“当下在美国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议题。此外，面对着疫情下崛起的流媒体、逐渐离开电影院的观众，斯皮尔伯格也给出了他的担忧与希望。在日前公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中，《造梦之家》拿到7项提名。继《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后，斯皮尔伯格会拿到职业生涯第三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吗？我们拭目以待。
发表时间：2022.11.9
原文作者：Chantal Anderson
原文地址：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09/movies/steven-spielberg-the-fabelmans.html
译者：徐佳玮
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过去五十几年中，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几乎将太阳下的一切生物都拍成了电影——鲨鱼、恐龙、友善与不友善的外星人、海盗、间谍、士兵、基于原型的与纯粹虚构的英雄人物。鲜少有导演能够达到斯皮尔伯格的广度。然而，有一个领域斯皮尔伯格始终避免触及，那便是他的个人生活。
《造梦之家》
如今，这一局面终被改变。《造梦之家》以斯皮尔伯格一家为原型，是一部讲述家庭故事的私人电影，它向观众敞开心扉，且不时令人心痛。它既描绘了一位电影作者的少年时期，又叙述了一段逐渐支离破碎的婚姻。由加布·拉贝尔饰演的萨米·法贝尔曼是米琪（米歇尔·威廉姆斯饰）与伯特（保罗·达诺饰）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他们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时不断搬家——从新泽西到亚利桑那，再到南加州。正当萨米发现了自己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时（他既在家自制电影，也在学校与童子军们一起拍电影），他也见证了米琪日渐加深的痛苦与伯特的无能为力。
《造梦之家》
《造梦之家》由斯皮尔伯格与老搭档托尼·库什纳共同编剧（二人曾合作《慕尼黑》《林肯》《西区故事》），将斯皮尔伯格带向了未曾涉及的叙事领域。本月，我和他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既一同回溯了他的私人往事，亦谈及了电影的现状与未来。以下对话均已编辑与凝练。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NYTimes：
《造梦之家》所讲述的显然是你许多年前的往事了，我很好奇是什么最终让你决定要讲述它。
斯皮尔伯格：
直到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思索将那些往事拍成电影。
疫情来袭初期，我的几个孩子从东海岸回到家中，占领了他们的旧卧室，此外我和凯特（原文注：即凯特·卡普肖，其妻子）还接了很多家人过来。我无法工作，这让我很不安。导演是一份社会化的工作，我习惯了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接触，而我现在不是很适应通过Zoom和人见面。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家人
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曾经自己成小时地开车兜风，环游整个旧金山，沿着太平洋海岸高速驰骋，去往卡拉巴萨斯，还曾来到29棕榈村附近。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
我开始不断思索，有什么故事是我必须讲述（不然我会跟自己生气）但还没讲述过的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相同的：我7岁到18岁正处于成长期的那些故事。
NYTimes：
你之前就拍过有关家庭的电影，也拍过郊区的童年生活，且同样涉及到离婚。然而你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向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取材。这样做对你来说是否很艰难？
斯皮尔伯格：
《第三类接触》讲的是一位父亲为了追逐梦想而自愿离家，付出了失去家庭的代价。《E.T.外星人》讲的是一个孩子需要自己填补与家人离别给他生活造成的空缺，而颇具隐喻意味地，帮助他抚平伤口的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黏糊糊的小生物。
然而《造梦之家》的故事将不再涉及隐喻。它所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过去，而艰难之处则在于意识到我或许不得不诉说这些往事。理论上，和托尼·库什纳讨论剧本并非难事，我问他：你能否协助我将那些零散但有趣的经历编织成整合的电影叙事？
托尼·库什纳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然而，当我们真正开始写剧本时——托尼在纽约，而我在旧金山，我们通过Zoom进行讨论——那些记忆碎片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它们仿佛伸手可及，令我思绪万千。写剧本开始变得非常艰难。
我们无法通过Zoom去握住别人的手，但是当我们开始深掘我的生命瞬间，谈及我和我母亲之间那些我从未言说的秘密时，托尼却总能够很好地给予我所需要的安慰。我从来都没有在自传（事实上我也没有写过自传）或电影中谈到这些，而如今我们终于抵达了这片脆弱的堑壕。
NYTimes：
你曾在前作中讨论过犹太族裔相关话题，例如《辛德勒的名单》与《慕尼黑》。但这次是你第一次具体涉及犹太人在美国的生命经验。
斯皮尔伯格：
我在亚利桑那长大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反犹主义，但是我在南加州上高中的时候经历了不少。
朋友们总是用我的姓氏来称呼我，所以当他们隔着走廊大喊“嘿！斯皮尔伯格！”的时候，这种颇具犹太特性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回响，而我对这种犹太身份也变得非常自觉。在美国当一个犹太人和在好莱坞当一个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在好莱坞打拼的犹太人，那么当你想要进入一个大众圈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即像我一样被那个圈子所接受，因为好莱坞非常多元，并且这里也有很多犹太人。然而当我在学校鼓捣那些8mm短片时，我的朋友们起初都觉得这很古怪，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摄影机，除了一种日本造的8毫米摄影机，但通常都由父母保管，只会在拍摄家庭短片或者类似的影片时拿出来用。但是我却拥有一台摄影机，它为我的社交生活保驾护航，我得以和那些运动型的、最受欢迎的同学交好，他们也都想要出现在我的影片中。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台摄影机是我的社交护照。我很热衷于讲故事，但我也同样热衷于去归属于某种从未对我发出邀请的生活。因而，拍摄那些小短片对我来说就像是某种神奇魔药。
NYTimes：
在这部电影里，反犹主义像是一个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被驱逐了的幽灵，而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很多犹太裔美国人的心态，即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不乏乐观。
然而当下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反犹主义看起来又以极为有害的形式复苏了。
斯皮尔伯格：
反犹主义只有在受到鼓动时才会卷土重来。如果说它尚未真正复苏的话，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间它始终在持续衰弱。然而，现在某种由种族割裂、种族歧视、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排外主义共同组成的意识形态将反犹主义视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而它邀请反犹主义与之共跳一支毒舞。因而，反犹主义方来势汹汹地复苏了。
很多人或许从未有过多么强烈的反犹意识，但却对有色人种怀有排外情绪。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感受，区别于我与我的姐妹们从小被灌输的信仰与态度。突然之间，反犹主义也加入进了某种“排异”套餐。它似乎成为了一种武器，并且自2015年、2016年起就不断被煽动。
《造梦之家》
NYTimes：
你刚刚说你将摄影机作为寻求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让我颇受触动。
对于萨米·法贝尔曼来说，摄影机既为他提供了融入社交圈的途径，也将他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因为他必须站在观察者的位置。我不想给读者剧透，但在影片中萨米恰是通过摄影机而撞破了法贝尔曼夫妇婚姻的真相。
我很好奇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还是一种对于电影运作机制的隐喻？
斯皮尔伯格：
不。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想，这是那些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我必须坐下来深思熟虑一番再最终决定将之展现，因为这是自我16岁发现以来，我与我母亲共同守护的最为隐秘的秘密。16岁的年纪还是太小了，以至于我无法理解我的父母也不过是普通人，同时还必须挣扎着让自己不因此而恨他们。
《造梦之家》
NYTimes：
萨米发现真相的方式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一直认为作为导演的你习惯于用非言语的方式来传达心理情感信息，譬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其他贯穿于镜头之中的沉默力量。
这部电影的妙处之一就是展现了你是在偶然中选择了这种方式，或者说是出于某种本能。
斯皮尔伯格：
我想或许是出于本能吧，因为就像我妻子总是说的那样：并不存在什么偶然情况。她说过，你知道的，你总是想用笑话来当掩护，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笑话。
NYTimes：
这种说法很“弗洛伊德”。
斯皮尔伯格：
事实上，即便当我只是个12岁的小孩时，我也始终能够掌控自己的电影。直到这个瞬间，面对那些足以摧毁一个16岁少年的复杂信息，我失去了掌控的能力。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我和我母亲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还会谈及它。
《造梦之家》
NYTimes：
这是否让你想要重新获取对你所做的一切的掌控权呢？譬如说，掌控故事，掌控影像。
斯皮尔伯格：
没错。或许我甚至还想将那些影像呈现得更为欢快、友善。我并未接受过心理治疗，但我曾经去看过我父亲的心理医生，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份精神失常的确诊证明，以此避免去越南打仗。那是我唯一一次去看心理分析师。顺便一提，那个心理医生个人很支持越战，所以他拒绝给我开证明。于是我就这样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周三次去他那里就诊，而当时我还正在念大学。
所以应该说，电影、家庭、亲友以及我所选择讲述的那些故事给予了我与精神分析治疗等量齐观的治愈效力。
《造梦之家》
NYTimes：
本片演员所扮演的都是你最熟悉的人，甚至扮演你本人。与这些演员共事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斯皮尔伯格：
让我想想该怎么说比较容易理解。当我像给其他所有电影选角那样给《造梦之家》选角（即寻找适合角色的最佳演员）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样做不会有结果。以及，比起演员自身的才华，我更看重的是某种“熟悉感”。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确是在寻找优秀的演员，但我更需要某位已经在其他电影中让我恍惚忆起我父母的笑容的演员。显然，我需要他们能够唤起我的熟悉感，这种考量更为主观。这就好比，我们在审视自身之后，起身去寻觅某个与我们相似的人。
于是选角就变得艰难了许多，我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演员。我想感受到的是，哦！她身上的某些东西让我想起了母亲，而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让我想起了父亲。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演员非常变得有限了。
我考虑了很多演员，但我最后选择了诸如保罗·达诺与米歇尔·威廉姆斯这样优秀的演员。他们我曾合作过的最棒的两位演员。
米歇尔·威廉姆斯在《造梦之家》
NYTimes：
保罗和米歇尔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表演打动了你？
斯皮尔伯格：
此前，我最喜欢的是米歇尔·威廉姆斯在《蓝色情人节》中的表演，但我现在认为她在《佛西与沃登》中所饰演的格温·弗登是她最为直率有力的一次演出，与她以前的任何表演都更不同。我心想，天哪，她真的可以完全不同于之前的表演，并通过角色进行彻底地自我重塑，这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米歇尔·威廉姆斯在《蓝色情人节》
NYTimes：
米琪也是一个表演者。她既是音乐家，也是舞者。她性格中的这一面在电影里非常重要。
斯皮尔伯格：
她是一位表演艺术家，但她也是一位身为表演艺术家的母亲。比起母亲这一身份，她更倾向于像同辈人一样与我们相处。举个例子，我的三个妹妹从很小的时候就拒绝称呼她为“妈妈”，而更愿意叫她“李”，也就是她的姓氏。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叫她“妈妈”的孩子。这是因为她想要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想成为家里的教导主任或看护者。她想让我们把她视为我们中的一份子。
《造梦之家》
NYTimes：
这一点在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此外，米琪和伯特之间阴晴不定的关系也贯穿了全片。
他们的认识和萨米对此的认识在根本上是不相匹配的，而这在某个角度来说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之一。
斯皮尔伯格：
我的父亲和我一样唱歌跑调，但他热爱古典音乐，且欣赏她作为钢琴家以及古典音乐爱好者所展现出来的艺术气质。古典音乐是他们共同的爱好。
我记得我曾经被拖去听费城管弦乐团的演奏会。作为一个孩子，我并不理解古典音乐，只觉得它很恐怖。它令我感到不安，并且声音实在太大了。我的父母却如痴如醉，而我则夹在他俩中间。他们的手经常会越过我的腿，彼此相握，热泪盈眶。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就仅止于此了。我父亲的思维更倾向于科学，而我的母亲则更倾向于表演艺术。
《造梦之家》
NYTimes：
《造梦之家》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亦是关于电影史的电影。影片以西席·地密尔（Cecil B.DeMille）开篇，以约翰·福特结尾。
因为我是一名影评人，所以我会将之理解为你是在追踪一段你曾身处其间的电影发展史。
斯皮尔伯格：
作为电影商人，我认为我和地密尔确有一些相似，但我始终热爱约翰·福特的作品。我后来研习过他的电影，对其非常熟悉。福特是我的偶像，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绝佳的指导，尽管他当时听起来比较像是在臭骂我。但我不会觉得，“天啊，他吓死我了”，我只觉得受益匪浅。
我见到他的时候只有16岁，对他的成就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的脾气很臭，来火了就会生吃两个年轻的制片厂高管来当早饭什么的。后来当人们逐渐开始为他著书立传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现在想想，我可是真是劫后余生。
大卫·林奇在《造梦之家》中饰约翰·福特
NYTimes：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当下电影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以及那种被大银幕上的世界所征服的体验。这种体验是这部电影里至关重要的时刻，而我们的后代可能无法拥有这种体验了。
斯皮尔伯格：
是的，不过纵观影史，我们会发现电视的出现曾使得好莱坞流失了庞大的观众市场，但好莱坞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应对。在五十年代早期，他们发明了西尼玛斯科普宽银幕系统，后来又发明了3D电影，并风靡一时。
自1961年起，NBC开设了一档叫做《周六夜电影》（Saturday Night at the Movies）的电视节目，观众在周六晚上无需出门便可以观看电影。大家可以待在家里看电影，因为NBC所挑选的电影可以说是为那些不愿出门的人群量身定制的。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不新奇了。
疫情为流媒体平台创造了见证订阅人数突破性增长的机会，同时也中伤了我的一些影人好友，因为他们的电影被随意地取消了院线发行。他们被结清了工资之后，那些电影就突然被全权转交给了HBO Max这样的流媒体。在我想说的这个例子里，具体的平台确实就是HBO Max。然后，一切都开始变了。
《造梦之家》
年纪大一些的观众会长舒一口气，因为他们不必再像之前那样，在电影院时不时就得踩到黏叽叽的爆米花。但我相信，同样是这批年纪大些的观众，一旦他们走进电影院，那种与陌生人们共享的群体氛围所带来的惊奇感亦会令之倍觉欣慰。
我相信，如果这场电影很棒的话，他们在离开影院的时候便会说“今晚我们出门来看这场电影难道不是很愉快的一件事吗？”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这部电影是否足够出色，以至于当灯光亮起时，观众们会与他人一起庆幸自己来到了电影院。
NYTimes：
我很好奇人们会去电影院看什么电影，又会在家里看怎样的电影？以及电影业又是如何弄明白的呢？
斯皮尔伯格：
当下电影业正在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了解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猫王》的国内票房破亿了。很多年长的观众都去看了这部电影，这让我意识到，当新冠转变为地方性传染病后，人们开始回归影院了，我也由此重拾了希望。我觉得电影正在回归的路上。我真的这样认为。
毋庸置疑的是，来自漫威、DC、皮克斯的系列巨片以及其他一些动画电影、恐怖电影在今日依旧有它们的一席之地。然而令人满怀希望的是，喜剧电影也回归影院了，因为你在家看喜剧时，可无法像在影院与其他观众一起看那样笑得大声。
《造梦之家》
我不经常和观众一起看我自己的电影，但我妻子对我说：“你必须去多伦多电影节看《造梦之家》，我们可以坐在后排，但你必须去看一次”。那次的观影体验棒极了。我当时很不安，但那是一场2000人次的放映，所以到了滑稽桥段的时候，整个电影院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喜剧。
我认为，电影导演必须齐心协力，要求流媒体对他们的大多数电影负责，使之有机会在影院上映，而不仅仅只是在四个影院上映，以取得评奖资格。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WGA（编剧工会），DGA（导演工会），最终学院也需要行动起来。
如果你在初出茅庐的时候，流媒体平台愿意给你机会去执导你的第一部作品，那么流媒体势必会对你发号施令。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情愿让自己的电影与大银幕绝缘，不会有人愿意说：不，我更希望让我的电影在iPad和客厅里放映。
确实有些电影非常适合在iPad上或客厅里放映。因此，高管们，以及和我一样在安培林（译注：Amblin Partner，由斯皮尔伯格创立并主管的电影公司）的高管们所必须做出的决定应当是：我们要把这部电影委托给流媒体服务吗？我们要把另一部电影委托给长达四周或六周的影院窗口放映吗？我在进行我的另一份工作，也就是运营一家小电影公司的时候，就需要做出类似的决策。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NYTimes：
这确实是个新转变，尤其是考虑到在疫情爆发之前的电影院是被系列电影、大制作巨片以及那些被放映商认定为能可以为之赚取利润的电影所占领的。非IP电影进入影院的渠道似乎更为狭窄。
斯皮尔伯格：
是的。当然我们不希望院线纷纷破产，但我们也希望电影院保持开放的选片态度。出于相同的看法，我曾希望通过《华盛顿邮报》（原文注：本片主题关乎五角大楼文件）对尼克松政府的反思来形成一种政治表达，我认为这种反省可以带领更多人去理解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华盛顿邮报》
我不确定如果我在后疫情时代收到《华盛顿邮报》的剧本的话，会不会更倾向于为Apple或者Netflix拍摄本片，并以此形式与百万观众相见。因为这部电影想要对数百万计的人们表达某些东西，而我们永远无法让数百万人进入足够多的影院，并产生这样的影响。一切都变得太多了，以至于我会跟你说这些。
NYTimes：
有许多我认为是杰作的电影在短暂地拥有过自己的时刻后便消失在电子算法中了。
斯皮尔伯格：
我们小时候会像收藏黑胶唱片那样在家庭录像带上收藏电影，而我的电影收藏远远超过了我的唱片收藏。
不过现在人们会把一切都储存在云端，我们不再需要架子来存放那些我们深爱的电影了。那些电影成为了某种文化遗产，激励着我们去发现价值，去成为更好的人，毕竟电影能够以比父母更快的速度教会我们某些东西。我很想念那些录像带，想念那种我可以用手拿着然后放进播放器的老古董，或许我是一个很老派的人。
我已经75岁了。我知道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是怎样一种感觉，我知道拥有《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黑胶唱片，几年后又拥有它的DVD是什么感觉。我对此颇为珍惜。
《造梦之家》
编辑：anchor
We are all mortal.
-FIN-
深 焦 往 期 内 容
华语电影十年来最大豪赌，翁子光版香港往事终上映
每个时代都有瘟疫，帕慕克与西亚病夫的衰落
男人的天花板：他的颜值、演技和婚姻定义了真正的明星
在小岛的夜总会预言未来，这部才是年度最佳
有这样的华语女演员，才有更好的中国电影